中共晋中市太谷区委党校 步秋艳
引言
自“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由国家抛出后，学界对此高度关注，深层次多领域阐述。在中国知网CNKI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题进行检索，截止2024年6月相关学术期刊万余篇，学位论文上千篇。总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文章质量高，期刊《社会科学战线》《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都有专题研究；二、研究领域广，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延伸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社区治理”等方面；三、内容阐述系统，涉及学理基础、理论构建、价值取向、司法保障、现实困境、作用机制、优化路径等方面；四、覆盖领域宽，涵盖高校教育、新时代侨务工作、全媒时代、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五、实践探索不少，如滇西云龙县盐区多民族融合的考察，以贵州“村BA”与“村超”为例的贵州现代乡村表演，基于富绿苗族乡抢花炮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方面的田野调查研究等。管窥所见，学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广泛而深刻，但进一步考察发现一些研究在基本概念上认识模糊，因此有必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概念基本性问题进行界定探究。
一、中华“民族”不同于西方民族概念
众所周知，民族的概念来自于西方，因此，不少人把nation译为“民族”，把nationslism译为“民族主义”，把nation-state译为“民族国家”等。在现代西方，nation同主权国家密切相关，它属于政治领域范畴，是国际政治概念，近乎于“国家”一词，但我们需清楚这一概念的历史演进过程。斯蒂芬·格罗斯比对民族的分析较早，把领地、亲属关系和文化传统作为民族构成的重要要素。赫尔德眼里的民族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性质的国家，而是一个文化层面的实体。安东尼·史密斯论述的民族既有政治要义还有经济内涵，既有文化的底蕴还有历史的沉淀。因此可以看到，是欧洲漫长的历史演进促使民族（nation）一词的改变，从非政治的属性到政治的内核，从非政治的词汇到政治的术语，“nation”一词自身“经历丰富”。由集体到情感，而生成民族主义（nationslism）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信仰，在当代表现为“国家是民族的政治屋顶，民族是国家的情感支撑”[1]。综上，可以看到西方的“民族”概念，一方面是与王朝国家、神权国家相对立的国家形态，另一方面是主张“主权独立”的，表现为“对国界范围内拥有排外的控制权”。基于这样的视角，可以看到：“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2]，即“一族一国”的期许，这也是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者的美好政治愿景。
在中国文化中，“民”泛指“老百姓”，“族”则指一个群体。[3]20世纪初，怀着救国济民的初衷，西方“nation”一词被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引入深陷亡国灭种危机的近代中国，并译为“民族”，期冀在中国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在梁启超认知或视域内，“大民族”意指的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而其中的一支“汉族”是为“小民族”，就是基于后期西方“民族国家”认知的结果。那在孙中山先生的时期框架中，“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这里的“民族”，用梁启超的话语来解读，即是“中国与昔日之罗马帝国、今日之美利坚合众国一样”，是“大民族”，或者说和“大民族”几乎等同，是整体概念。李大钊言“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其含义实际就是“国族”概念，即中华民族这一整体。不难理解，因为“民族”概念引进时近代中国正遭遇“王朝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历史巨变。而现在普通百姓眼中的“民族”一般指少数民族、民族事务等。
追溯“中华民族”的历史生成，绕不开的是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这里借鉴民族理论专家姚上海教授的观点，通俗意义上“中华民族”的表达即：中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交融，虽有机而天成，虽自在而有为的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达方式，可谓是近代中国独特的民族存在表达，是中国面对世界的自我称谓。同时，对“中华民族”的内在逻辑推演和学术探讨时要回归其“整体性”“共同性”，如缺少“世界之中国”这一层概念的认知，对中华民族的理解就是片面的。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不能简单等同56个民族之和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概念
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概念，自然须上承着前文“中华民族”这一名词的历史由来。五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世世代代依靠封建官僚制和宗法自治制度这种二元分层的社会治理模式，就必然导致“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所以才有了顾炎武的体会——“民但闻啬夫，不知郡县”以及“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但近代社会巨变，这样的制度解体之后如何构建国家、凝聚国民？“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基于此产生的。历史沿革的看。1922年怀有改良初衷的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书，让“中华民族”一词的概念生动形象起来。其讲：“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那此人即我们中华民族的一员。之后“中华民族”一词有一次剧烈升温，即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歌词，让“中华民族”的概念和观念流传至广至久。而中国从早期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走向现代政治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基，才诞生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密切，“中华民族”的概念又一次升温。因此有了“世界”这一参照背景，中国学者对中华民族的学理性研究又上升了层次。费孝通即是其中之一。费先生1988年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后著书言：与西方列强百余年间船坚炮利的对抗中，中华民族觉醒，再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而屹立，但就几千年的历史过程而言，它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可见，这时“中华民族”的概念是两个层面的。
（二）各民族融合是历史的必然
从人类发展来看，民族的历史必然走向世界的历史，各民族最终实现“交融一体”。正如恩格斯所举例，如私有制的消灭导致等级差别和阶级超别的消灭，各民族的融合就必然导致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的自行消灭。这就从理论上回应了民族不是永恒存在，它是一种暂时的历史现象，民族融合是必然的。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有很多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在不断交融中最终形成56个民族。表象上看到的是56个民族，实质上造就的是“四个共同”。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主张处理民族事务的基本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鲜明倡导“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制定符合民族特点的各种政策，实现民族繁荣和国家安定，不断践行着列宁眼中的民族融合过程——人类要如何实现阶级的消灭，如何实现民族的融合，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某种共同点的。这里的共同点即：只有被压迫的阶级实现了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根除，才能最终实现各民族的大融合，“只有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关系处理，中华民族作为自在天成的民族，“共同体”是其基本形式，从一开始就以“大一统”核心理念为底色，以民族交融为主旋律，旨在构建完整繁荣的民族国家。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等同于56个民族，不仅虚化了中华民族整体性，还否定了中华民族交流交融“四个共同”的历史。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上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建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只是民族事务治理领域的一种具体性工作，而是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命运前景联系在一起，并非单纯的民族学、统战学问题，其首先是政治性问题。无论是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还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都对“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有了里程碑式的概述。这就表明“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这个客观实体的认知和政治主张”，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内涵的重要社会政治概念和话语”，“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倾向”[4]。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著作开篇就旗帜鲜明讲“我们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为的是“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一方面，国家内的不同民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民消除阶级差异凝聚为中国人民。这样的国族建构和人民建构的双重进路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就实现了恩格斯坦言爱尔兰和波兰人民那样——“首先要成为国家的民族，才能成为国家的民族”。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不仅完成国家内部建设的任务，而且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寻得重要一席。置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事实描述，是过程表达，也是价值追求，是国内建设，也是国际话语。
简言之，西方的国家建构是从公民概念开始。传统中国，是乡绅代替广大农民与上层发生关系。近代资本主义涌进，乡绅淡出，农民的无组织化凸显。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国，运用其强大的意识形态使得“国家建构”成为一种政治动员的过程，政党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整个民族共同体的强大合力。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任重道远
以大历史观的视角审视，封建中国是皇权统治，近代中国一盘散沙，再到现代型国家的整体建构，实现精神上共同体的锻造，这是个历史性转变的过程，经历这样的“思想洗牌”，实现“两个转变”——从封建社会的民族式的共同体，到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以人民为根本的社会主义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的转变，从自在的、在发的中华民族到自觉的、自为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转变，任重而道远。从潜在的意识积淀、到意识觉醒、再到意识铸牢，这个积累过程虽然漫长，但一经形成，就能在无意识本能层面型塑和强化民族意识。[5]这里从三个基础性的概念试图论述。
（一）整体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从历史上说，中华民族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普及，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碰撞过程中的身份认定。1937年处于民族危机时刻的晏阳初谈：封建王朝几千年带来的，一方面是深厚的历史，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根深蒂固“天下”“家族”之念。尽管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亦有国家的观念，有西方的民族意识，但这些“舶来品”始终都没有打入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骨髓，因此，是亡国的危机，是灭种的危急，使我们“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全性和不可分性……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从自然的、区域的集合走向社会的、政治的集合，民族身份转化为公民身份，这是近一二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从“世界之中国”“与西人交涉竞争”的环境下，认识、理解这一概念会更加深刻。所以，现在我们要占领意识的高地，从整体上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古往今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及其先民共同创造的、反映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文化符号和思想价值”[6]，既具有各民族共有历史文化属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属性，贯穿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叙事涵盖。从上至下，构筑“四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叙事体系，夯实各民族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古人言“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不无道理。费孝通论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就是由分散的、原本孤立的各个民族单位，不断经历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实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虽有分裂和消亡，但融合是主流。在中华现代文明建设中，强化各少数民族的“四个认同”。
（二）文化基础——加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
明儒何塘曾言：“中华夷狄之名，不籍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地域、哪个民族的人，只要他们接受大中华的礼乐体制就可以加入中华社会大家庭，反之，就是“夷狄”或“蛮夷”。[7]这种“华夷之辨，唯礼是依”大一统思想就认定“华”“夷”之区别不在于血缘和种族，而在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从历史的角度看，联邦制、邦联制在中国行不通，我们通过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这一大势就是向内凝聚、多元一体，这一大势就是“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8]。如果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整体的、精神的架构，那么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基础的、深沉的文脉积淀，这样的传承才是持久的、有力量的。费孝通指出：“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9]因此，长远和根本是增强文化认同。海内外儿女共同认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这是他们共有的民族记忆，是魂；海内外中华儿女都期盼自己的国家强盛，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就是中国梦，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韧性增强整个民族的信仰，在各民族同胞中厚植“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当然，在政治上，在国家安定的上，一定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就体现了中华民族内在高度一致的统一性和向心的主体性。毛泽东指出我们需“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这里的“创设条件”纵然包括很多的人为动作，但“进到大同境域”没有中华传统的“道法礼教”的一以贯之是难以奏效的。
（三）经济基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对于国内的各民族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发展中完成民族融合的过程。把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置于民族复兴的角度来推进，矢志不渝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当务之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回归人的本质存在，即“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对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这是在批判“虚幻共同体”和“抽象共同体”基础上对社会联合形式的终极思考。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现是个体在共同体中充分发展，同时上升至团结统一、守望相助的道德情感。同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置于国际政治中考虑，还是要归结为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各个国际行为体依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位置来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格局。”因此，在结束思想方面的狭隘个体观念，结束低组织化、无组织化的混乱局面后，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才是人间正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将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姚上海李学保.“民族”概念的中国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内涵的思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02):43.
[2][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和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
[3]周传斌.论中国特色的民族概念[J].广西民族研究.2003(04):19.
[4]赵超金华宝.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演进脉络及建构逻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5).
[5]金永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五重向度-以西藏为例[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01).
[6]沈桂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视角[J].2024(01).
[7]郑信哲王明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2024(01):45.
[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9]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4卷[M].群言出版社1999: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