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24年5月15日第4版）
最后谈一谈如何围困敌人据点。黄卦据点敌人经常驻一个小队，即一个排，实际上只有两个班，并驻有伪军一个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力不足，补充困难。根据敌人的军纪，兵员减少后，军官将因实有兵员数相应降职，所以日军军官非常怕减员。我们抓住这一特点，确定县基干队独立排和三区基干队，每天抽一个班的兵力，埋伏在黄卦据点附近。敌人出发我们伏兵专打日军，同时又让做伪军工作的同志告诫伪军，让他们听到我们的枪声即四散逃跑，这样可以暴露出日军，供我们打击。经过一个月的麻雀战，日军死伤七八人，由于损失兵力三分之一，日军小队长因此降职，以后再不敢向根据地袭扰，偶尔出发到敌占区，也不敢走出5里以外，因而三区根据地和五区敌占区得到相对的安宁。
太谷抗日县政府布告
以上是我在太谷抗日政府工作期间几件对敌斗争较大的事件。
注：吴德凯（1913—1999），贾堡村人。早年就读于铭贤中学，积极参与进步学生活动。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次年，日军大举侵华后，返回太谷加入太谷人民抗日游击支队，任一大队大队长。1938年，任抗日县政府民政科科长。
太谷游击支队改编入秦（基伟）赖（际发）支队三大队后，吴德凯受命重组太谷抗日地方武装，先后任牺盟太谷游击支队副队长、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太谷县委军事委员，负责地方军事工作。1939年初，任榆次、太谷、寿阳独立营政委，不久调离太谷。1940年10月，任太谷抗日县政府县长，组建太谷基干大队和区基干队。1945年5月，调离太谷。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副院长，山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山西省化工局局长等职。1983年离休。
难忘的战斗历程——抗战回忆录
杨致广
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以其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部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人民战争光辉胜利史。我有幸在那民族的危难关头，找到了指路的北斗——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是艰苦的斗争磨炼了我，是人民群众支持保护了我，使我从一个身受三重压迫的穷苦孩子成长为一名抗日战士。
杨致广
一、国仇家恨
如同旧中国的许多孤儿一样，我有着一部渗透着血泪的辛酸家史。母亲在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影子，我的记忆中只留下含着她那干瘪的奶头哇哇地哭叫声。还在我咿呀学语时，她就被贫困和疾病夺走了生命，永远离我而去。父亲的形象更加悲惨，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的只有刻骨铭心的屈辱。我的家乡太谷县，素以商业发达闻名，是“买卖人之乡”。太谷县城里店肆林立，街道整齐，路两旁高墙红门，深宅大院鳞次栉比，向人们炫耀着它的富有和繁华。但我却害怕走进那热闹的县城，因为我害怕看见父亲。我的父亲是游民局的苦役犯人，是帝国主义的鸦片将他摧残成了废物。他蓬头垢面，一双眼睛绝望地漠视着前面的路，成年累月就像牛马一样被人使唤驱赶，最后被阎匪活活打死，暴尸街头。好心的本家侄儿用一张席子包裹了父亲，拉回老家和可怜的母亲合葬。看在死去的女儿面上，姥姥收养了我，可姥姥家也是穷得叮当响，我只好小小年纪便靠自己放羊割草、挑水砍柴、打短工、出民夫糊口度日。这样到1935年年底，由在太原西羊市广裕行当自行车修理工的舅舅介绍，我进了西北实业公司兵工厂当学徒工，每月薪水虽然只有四块零五，除去交房租等，只能维持每天的小米饭和炒豆芽，但是我很知足，因为总算有了吃饭落脚的地方了。谁知好景不长，一年多以后，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进犯华北，8月中旬，日军的飞机连日对太原狂轰滥炸，太原城一片混乱。工厂受到严重损失，不能正常生产，只好解散撤退。8月13日，我失业返回太谷老家，又开始了流浪生活。
原本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我，又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在日军的铁蹄下呻吟。1938年3月28日，日本鬼子残杀了太谷县西山底的知名人士老秀才武春。那一天黄昏，厚厚的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绛红色的余晖从乌云连接处的狭缝中流下来，就像黑沉沉的天空在滴血，只见老人鹤发童颜，一缕银发胸前飘洒，他睁目怒视，颤巍巍立在刑场中央。初春的寒风呼啸着，满天的阴云把人们压得气也透不过来，忽然，日军小队长一声嚎叫，狼一般的日军士兵竟然当着老人儿女孙辈的面，把老人剥得浑身精光，然后在老人四周堆好木器家具浇上汽油点燃，在鬼子丧尽天良的鼓掌声中，老人被活活地烧死了。天下谁人无父母，我只觉得热血沸腾，晕晕地颤抖。就在同一天，还发生了山洞火烧女学生的惨案，为了躲避日军的杀害和侮辱，太谷中学的女学生，藏在盛产太谷果的龙门村、王家坡一个山洞中，用草垛在洞口做掩护，鬼子发现了这个山洞，他们把汽油浇在干草上，一把火点燃干草，无辜的女学生在噼噼啪啪的熊熊大火中被吞没，东洋小日本却发出禽兽般的狂笑。
我从小无爹无娘，是姥姥、舅舅、姨姨、姨夫把我拉扯大的，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我的亲人。就在惨杀老秀才和女学生的当天，日本鬼子在我村打了一仗，死伤惨重。战斗结束后，鬼子威逼老百姓抬担架送死伤的鬼子回城，我的表兄也被拉去抬担架，谁知等老百姓送回日军伤员，出城回家时，城门口等待他们的是东洋鬼子的刀，这些抬担架的老百姓一个不剩地被砍头，表兄的噩耗传来，我瞪着血红的双眼连一滴眼泪也没掉。这一桩桩、一件件国仇家恨燃烧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热血。“杀日本鬼子，报仇雪恨，决不做亡国奴。”这就是我以后走上抗日救亡道路的动力。
二、跟着共产党走
“七七事变”以前，晋中人民就耳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高举抗日大旗，渡河东征，进入山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七七事变”后，晋中人民又目睹蒋、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致使华北大片河山沦为日军的“皇道乐土”，千百万华北父老乡亲被日军蹂躏践踏。此时，共产党八路军在晋中各县城乡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太谷县到处都活跃着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抗日救亡组织：牺盟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农民抗日救国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等。他们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协助、保护、支援抗日军队，扰乱、打击、消灭日本侵略军。八路军总部宣告：“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所以华北人民把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共产党和八路军看成是救国家、救民族、救人民于危难之中的擎天柱。
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在太谷既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军队，又有国民党阎锡山的队伍，他们全是抗日军队，却给人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印象。姥姥家的院子里，西房住着八路军，东房住着国民党一六九师朱怀冰的队伍。八路军服装不齐，武器陈旧；国民党军队军装整齐，武器精良。但是，西房里官兵一致，团结友爱；东房里却常常传出当官的猜拳和勤务兵的哭喊声。东房里的人对我说：“跟我们干吧，将来当官，吃好的穿好的。”西房里的人对我说：“跟我们干吧，你是工人，应该作抗日救亡的先锋。”我和姥姥商量想当兵，姥姥先是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她说：“你是独苗苗，怎能去当兵吃粮，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后来，姥姥见我传消息送信早就干上了，只好默认，那么我是跟着东房的人干呢？还是跟着西房的人干呢？姥姥凭着穷苦人衡量好坏的标准，毅然决定让我跟着西房的人去抗日。从此，我便积极参加了工会和农会的活动，他们都是在太谷县八路军工作团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1938年7月份，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工作团，八路军工作团驻地设在太谷二区的佛峪村，负责人是阴杰（又名阴豪仁）、李武英同志，杨林茂负责组织工作，贾于慈负责宣传工作，县工会负责人是庞启荣同志，县农会负责人是杜子玺同志。
贾于慈
不久，组织上派我到太谷二区东曲河举办的工农青妇抗日救国政治训练班学习。这次学习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党在这一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就在这次学习期间，由工会负责人庞启荣和八路军工作团贾于慈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抗日战士。同年9月，组织上又派我到太行二分区驻和顺南窑村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政治训练班学习，主要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学习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我真正认识到，加强党的领导，动员亿万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是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所在。学习结束后，党组织派我担任太谷县抗日第一区农民救国会负责人，驻地在西北岭村。
三、针锋相对
1938年8月，阎锡山为了控制地方政权，派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乔季五率八专署六支队几十名武装人员进驻南窑寺。我党顾全统一战线大局，避免冲突把政权交给了乔季五。
这一时期，我党领导下的工会、农会除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外，主要是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动员全体人民团结抗日，“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控制着各级抗日政府的阎锡山顽固派，却推动着一条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路线。无论是政府各部门还是军队各级，阎锡山的势力窃据正职要职，我方工作人员任副职。阎锡山的地方部队保安十五团和日军明勾暗拉，粮草充足，武器精良。真正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主要是牺盟会领导的决死队和地方游击队，名义上也是由政府供应给养和武器，但经常被克扣，使我们缺少武器，生活困难，条件十分艰苦。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一方面战斗在抗日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一方面还得防备着阎锡山顽固势力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待续）
（晋中市太谷区史志研究室供稿）